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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恒谈《十三钗》:原创和改编的地位没任何不同

长春人民网 时间:2020年03月20日 15:46

  《金陵十三钗》热映,眼看着制片人、导演、原著者、男女主角等一干主创人员接连出来为自己的新片当“伴郎”与“伴娘”,接受采访,编剧刘恒就是迟迟不出场。

  刘恒终于肯说话时,我却不够自信,同事捎带的,自己感知的,四处踅摸来的问题够刁钻不够专业。生怕哪句话说不到点儿上,刘恒用微笑把你弹出千里之外。

  好在,刘恒的微笑这回没用来婉辞记者,却用来答题了。他的话,时而有作家刘恒口语的行云流水,思维缜密;时而又有贫嘴张大民式的抒情质感,话糙理不糙。有真知灼见、有内心感受,有私心奢望。巧的是,与十三钗一样,问题也是十三个。

  记者:我敢说,很多人走进电影院是奔着您去的。包括我自己。我的祖父和伯伯、姑夫都是牺牲在抗日战场。看后触痛感尤其强烈,不舒服。但我深刻感到,这部文学内涵深蓄的电影感染力是巨大的。尤其是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给予观众的紧张感是层层递进的。您是如何操控布局的?

  刘恒:我敢说,大多数人进电影院是冲着张艺谋去的,连我都是,我想看看他把我的剧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(笑)。实事求是地讲,电影拍得非常好,至少比我的剧本要好,我无力克服的一些难点被他克服了。你感到触痛是对的,我周围有很多人落泪。我写了这么多剧本,收到的祝贺短信和电话数这回最多,比《集结号》的反应还强烈。我对此怀有感恩之心,我觉得对合作者对同伴没有感恩之心,跟没有良心差不多。现在大街上有不少没有良心的人,电影院里也混进去几个(笑),他们没有良心我们有,所以我们能从电影里看到真诚和艰辛。电影好了,说是剧本好才好的,电影不好呢?都去骂导演了。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,再不知感恩,不光没良心,连良知都没了。骂艺谋的人有一点是对的,在一部电影里掌控全局的是导演,编剧不值一骂。

  记者:我旁边坐着一对青年夫妇。看到惨烈处,妻子嗔怪丈夫为什么非得拉自己来看。散场时听她嘀咕:再不买日货,决不去日本旅游。作为编剧,作为主创,您在希望通过塑造完美艺术形象感动观众,追求自己的片子票房最大化的同时,有没有让每个中国人都牢记这段血泪史的愿望?

  刘恒:我很理解也很同情这位女士的感受,但她对事物的判断方式似乎不大对头,自我偷换了概念却茫然无知。日本占领军和当下的日本、日本人、日货是同一个概念吗?就算他们是一回事,日本鬼子犯了罪,咱们得惩罚他们!可是您犯得着惩罚自己吗?从心理学角度来说,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,是一种逃避方式,而且是比较愚蠢的一种。但是,我必须说,以偏概全是人类的通病,它无处不在。几个中国游客在巴黎随地吐痰,被媒体放大开来,恨不得整个欧洲都认为中国人全都是这个德行!这种傻二的思维方式,通行全世界。坦率地说,这部电影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,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,它决不亚于纳粹强加给犹太人的伤害。我们原有的表达方式自说自话,难以被接受,张艺谋的团队倾尽全力摸索新的途径,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对这种真诚的努力视而不见。有人说这是妓女电影,一帮人就跟着嚷嚷这是妓女电影,您自己的脑子呢?要是还没看呢也说得这么痛快,您不妨厚道一点儿,买张票拿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吧。外国有人觉得咱们还留着辫子呢,别理这些笨蛋,让他们傻着去吧。

  记者:电影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而成,基本的故事框架是原作者的。我想知道,您怎么看待刘恒创造和刘恒改造?刘恒的工作量体现在哪里?

  刘恒:看过艺谋电影的人最多,看歌苓原著的人次之,看过我的剧本的人最少。三者都看过的人,少之又少。所以,这个问题是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,只有当事人明白它们的区别,而且只有清醒的当事人才能明白这种区别的意义,才能分清各自的得失。除了行内的人和专业研究者,我所起的作用对大多数观众都没有关注的意义,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关注的兴趣。制片人、导演、原著者都充分肯定我的职业水准,许多观众认可我的劳动,一些知音甚至用美好的语言赞美我,我的“工作量”就体现在这里,我要是还不知足就有问题了。十三钗的剧本会出版,将来它或许会收进我的作品全集,我希望它的存在对喜欢我的读者,尤其是对编剧行业的后来者有平凡而持久的意义。

  刘恒:我直接与导演合作,写作期间跟歌苓没有联系。歌苓参与的时候,也是与导演直接联系,我不介入。在中间穿针引线的是散文家周晓枫女士,作为艺谋的文学策划,她的统筹对影片贡献很大,也得到了众人的肯定。这种合作模式在行业内很普遍也很正常,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影集体创作的特性。严歌苓是著名作家肖马的女儿,我少年时期最崇拜的作家就是肖马,这是难得的缘分。看到晚辈的收获,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。

  记者:视为己出和实为己出是两码事。你的粉丝甚至不解,您已经和张艺谋导演合作三次,比如《秋菊打官司》、《菊豆》。为什么不以原创的作品合作,而以改编别人的作品来合作?

  刘恒:这是行业以外的人才有的误解。从职业的眼光来看,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的地位没有任何不同,价值和特性也没有任何不同,能让它们分出高下优劣的只有本身的质量。有人贬低改编的作用,更普遍的情况是贬低编剧的作用,有人干脆就认为编剧是写作中的下等劳动。但是,你会发现,所有这些贬低者都是不具备编剧才华的人,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剧作能力都没有。你不能说他们低能,但是他们的优越感确实令人莫名其妙。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伟大的剧作家,但是他们首先是成功的改编者,这种职业的同一性应该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吧?

  记者:你说过,40岁时就想过一把导演瘾。有人甚至觉得这种屈就是为了达到当导演的目的。你怎么看?不过我记得,您在很多年前,就在凌力的《少年天子》电视剧中不仅编剧,而且已过了一把总导演的瘾了吧?

  刘恒:为了当导演而屈就?屈就谁呀?凭什么屈就呀?这又是外行人的想当然。电影市场资金充足,资深编剧当一把导演怎么可能会是一件难事!我要不是这种瞻前顾后的个性,早就过完导演瘾了。我的职业经验证明,编剧有一定的导演实践,有助于对电影特性的深入了解,最终会增强编剧的创作实力。我经常鼓励年轻编剧去当导演,就是为了这个目的。我现在想当导演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了,我是想为自己的编剧生涯做一个总结,向我热爱的电影致敬。我不在乎成败,然而一旦成功我的事业就相当圆满了。这是我的私心,不干一把就不舒服。

  记者:对了,有同事让我代转达,他说,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动感情的人,看了《十三钗》,预期的泪点却没有出现,没被感动,因为很多情节似乎在罗冠群、吴子牛以及陆川他们的南京大屠杀题材中已经“泪”过了。

  刘恒:毫无办法,你的同事眼泪透支了。但是泪水充足的人还有不少,他们以前也泪过,这次又泪了,不会是多此一举吧?这种不同说明了人的感性的差异,或者还有理性的差异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,在不同的人那里经常会生出截然相反的看法,这是生活的常态。你的同事可以问问为《十三钗》流泪的人,“你们为什么哭泣呢”?那些答案或许会向他展示一些不同的思维角度,能让人的视野稍稍宽广一些。其实不问也可以,独自揣摩就够了。我就在揣摩,这小子不流泪,注意力是被什么分散走了呢?我要反省。

  记者:他还提到影片中,豆蔻不顾一切跑回去取琴弦,要给自己奄奄一息的小同乡演奏一曲,秉性的善良质朴让她奋不顾身,而那个同去的姐妹为了拿回自己的一对耳环,就显得有些牵强,您怎么看呢?

  刘恒:还是那个问题,相同的情节在不同的观众那里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。我跟你这位同事的感觉就满拧,我倒觉得取耳环殉财比取琴弦殉情更常见一些,也更可信一些。在创作团队的内部切磋中,对一些情节确实有争议。我觉得在死亡的巨大恐惧面前,人对自身生命的保护应该非常敏感,过于置之度外是不妥的。但是取琴弦的情节让许多女观众泪奔,我再固执也不得不释然了。你的男同事对这个情节有同感,令人欣慰。

  记者:也有些人认为,《十三钗》是你帮张艺谋力挽狂澜之作。张导的商业片《三枪拍案惊奇》饱受诟病。包括《满城尽带黄金甲》,除了视觉看点之外,它的故事也颇显贫瘠。而你的一剧之本奠定了影片厚重的情节和看点,在惨烈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了强烈的人性美。

  刘恒:你们这么夸我,我当然很得意。写作者都有儿童心理,让人夸一下比吃了蜜都舒服。但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,人要厚道,别把坏处都推给别人,把好处愣往自己怀里揽。以前的片子好不好我不管,就算不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失。这部《十三钗》能被看成力挽狂澜之作,是对所有合作者的肯定,也是对艺谋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的奖赏。我出了力,也沾了光,各得其所。他付出的最多,片子也充分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和长处,他有理由为此骄傲。在塑造“人性美”的路上,我希望他走得更远更高也更超脱一些。坚信这个人不会让我们失望。

  刘恒:我量力而行就是了。人总要衰老下去,自身的智力资源也会越来越少,怎么办呢?没什么好办法。只能如履薄冰地往前走,选择最恰当的项目,选择最可靠的合作者,用最精确的步骤去努力完成它。我选择小马奔腾公司作为电影的合作伙伴,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。结局如何还得静下来看一看,目标定得越高机会越大,失望的可能性也大。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激发我的活力,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。我对自己有奢望,我还想继续做梦,大家走着瞧吧。

  记者:现在《十三钗》冲击奥斯卡,有可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真相,你怎么评价这部影片在海外的影响?你觉得片子的前景乐观吗?

  刘恒:不太乐观,因为国外观众的反应只能比国内更复杂,不确定性也更多。但是我也不悲观,至少在华人圈子里,这部片子一定会得到共鸣。我注意到海外主流媒体的一些评价,有两点值得注意。一是他们认为影片在政府大楼里(政协礼堂)举办首映礼,显然有政府强力支持的背景,影片一定含有政府隐秘的宣传策略。第二种论调大同小异,认为中国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,由文化守势转为文化攻势,而这部片子就是文化进攻的前奏。这种贴标签的论调似曾相识,似乎是变相的的余音。国外观众是否被这种声音左右,难以预料,但是片子的前景无疑是严峻的。片子在海外的命运仍在变幻,圈子里的有识之士也在密切观察,最终一定会得出有益而有趣的结论。其实我们用不着担忧这些,哪怕真的处于广泛的信息战之中,艺术终究是艺术,我们追求的那些人生价值永远不会泯灭。

  记者:影片得到广泛赞扬,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,有些情绪化的言论似乎带有某种偏见,但是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吧?您怎么看待这些声音呢?

  刘恒:我尊重所有的意见,因为再不中听的声音都是由人发出的,不是由狗叫出来的。在新媒体泛滥的时代,咒骂成了一种艺术,一种可以迅速增值的行为艺术。我曾经说过,网络是个餐厅和卫生间合一的地方,你明明是去找美食的,却迎头碰上了无穷无尽的排泄物。食物在哪儿?能不能吃,有没有营养,只能在摸爬滚打之中去分辨了。坦率地说,你会发现某些人为了引人注意,发出了狗一般的叫声,你不恶心都难!这是题外话。至于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某些偏激之词,另当别论。倾听精英的声音,不论正面或负面,对认识这个时代都是有益的。真诚的声音展现良知,不真诚的声音展现伤口和脓疮,都足以给我们启迪。某些评论家和时评家,一向是我所尊重的,他们对影片发出了刺耳的声音,令我深思。我们辛勤的劳动被讽刺,甚至被诅咒,令人不舒服,但是想必事出有因。我无须考察对方的动机,但是我必须自我反省。看不到我们的优点,是他们的问题,无须由我们来负责。但是,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和不足,则是我们的问题,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一切后果。如果彼此都是真诚的人,且是有自知之明的人,我愿意让批评来得更猛烈一些,我相信自身的进步就蕴含在这种磊落之中。

  刘恒:我对电影的戏剧性与现实的关系仍然捉摸不透。如果现实是个常量,戏剧性是个变量,那么准确的衡量刻度究竟在哪儿呢?在现实的基础之上,戏剧性稳定在哪个位置,才是最恰当的位置呢?如果我对片子有遗憾,我不会告诉你们的,那样做对合作者不公平。我会去找张艺谋,跟他嘀咕嘀咕,但是已经于事无补啦(笑)。还是留给以后吧,如果还有合作机会,希望彼此的手艺更好一些,运气也更好一些。我现在没有遗憾,你们爱信不信吧。【编辑:张中江】参与互动(0)更多精彩内容请进入文化频道相关新闻:·刘恒乐给张艺谋当灯泡 喜欢的结尾被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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